作者/胡晓亚

玉壶电影院的正门朝向西方，最中间的位置是两扇铁拉门，观众是从这两扇铁拉门进场看电影的。左右两边又各有一扇铁门，这两扇铁门是电影散场时才开的。在铁门两边还各有两个房间。从我记事起，右边的那个房间是售票处。左边的房子是闲置的，有一只楼梯通往楼上放映房。

▲玉壶华侨影剧院正门  胡晓亚 摄

从正门进去，北侧是一堵墙，墙上有铁栅栏，栅栏上有一个“n”形的小窗口。那时候，玉壶本地最热闹的地方就是店桥街、天妃宫和电影院了，我经常来这里玩。右边的房子有一扇朝向北方的门，进了门就是售票处，每天都有售票员坐在里面售票。南侧的那堵墙上有一个售票口，如果有人来买票，就将钱从售票口递进去。

北侧的窗口曾给我留下了恐惧的回忆。电影院离我家（外楼老屋）约70米，我经常跑到那里去玩。那年我大约五六岁，有一次，姐姐和小伙伴一起去电影院门口玩耍，我也跟着她们。她们想甩开我，于是就跑到电影院北侧的那间房子里，爬上窗户，沿着窗户上那个“n”形状的窗口爬了进去。我也跟着往里爬。她们跑上二楼，转了一圈后，觉得没什么好玩，就下了楼，又沿着那个窗口往外爬。我长得矮，爬上窗户有点困难，再者我是最后一个，心里害怕，爬上窗户后，身子横在那里，怎么也出不去。我大为惊恐，大声叫着“姐姐，姐姐”，可她们早走远了。说也奇怪，那天电影院里没有一个人。我大声嚎叫着，越紧张越出不去。我的身子就在那个“n”形状的窗口扭来扭去，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发现自己的头部稍稍出去了一点点，于是继续扭，终于我的脚也出了窗口。我大汗淋漓，脸上满是泪水，大声哭喊着跑回了家。多年以后，读到美国作家莫顿·亨特的文章《走一步，再走一步》时，我对作者趴在悬崖上，上不去又下不来的那种恐惧感是深有体会的。那是处于极度紧张、极度无助、极度恐惧的境况之中的。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爬那个窗口了。不知道哪一年，北侧的铁栅栏被拆了，窗口也被封闭了。

对于南侧的窗口，我是有所期待的，因为这里总会售出一张张令人心仪的电影票。每到傍晚，这里就聚集了很多买票的人。人们把钱放到窗口上，售票员拿了钱，又将电影票和零钱放回窗口。买票的人会叫道：“要中间的座位，不要两边的，一定要中间的位置。”售票员会说：“中间的位置没了。我帮你选前面一点的，就在走廊边上。”“还好，还有一张中间位置的，给你。”每天晚上，到了快要放映的时间，售票口前面的空地上可谓是人山人海，人人争先恐后地挤进去，希望买到一张心仪的电影票。有时会听到有人叫喊：“我多了一张票，谁要买？”立即有人凑上去，一个两个三个…….那场面，简直就像看戏一般。人人都把头往前凑。

时光的列车已穿梭而过，缓慢地离开那只有黑与白交替的时代，售票房里售票姑娘那灵秀的面庞，那一张张两指宽的电影票，那嘈杂而热烈的喧闹声，连同那两个已经失去了作用的窗口，都消失在时间深处了。但在我的记忆里，这两个窗口在那儿，还在那儿，一直在那儿，永远在那儿……

上世纪70年代，娱乐活动少，电影院和天妃宫是人们娱乐的好场所。记得第一次跟着姐姐去看电影时，我们是抬着凳子去的。那时候楼上已经装好凳子，楼下却还没有。于是人们一进电影院，都往楼上跑。而我们跑得慢的，根本就抢不过别人，只得带上凳子，坐到楼下。

▲胶片为16毫米的放映机  郑圣倘提供 胡晓亚 摄

文成电影院放映员郑圣倘告诉我，上世纪70年代，每放一场电影，放映员可以得到1.3元补贴。那时候都是胶片电影，胶片有大有小，有35毫米、16毫米和8.75毫米。放映时，光线打到胶片上，经过镜头，投射到银幕上，就成了影像。

▲电影《少林寺》海报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放电影和做戏的通知都是通过广播发出来的。1982年，李连杰主演的武打片《少林寺》席卷全国，那段时间，人人都在谈《少林寺》。一连几天的中午和傍晚，外楼老屋的上间额枋边上的广播都会用玉壶方言播放通知：“玉壶广播站下面播放一个通知，该天黄昏（今天晚上）玉壶电影院为大家人（大家）放映国产武打片《少林寺》，请大家人前来观看。电影有两场，第一场放映时间为6点半，第二场放映时间为8点半。”声音传出老远老远。再加上一些已经看过这部电影的人渲染，我就非常渴望能去看这场电影。终于有一天，老师告诉我们：学校包场看《少林寺》，学生票8分钱。平时不包场每张票是1角钱，能省2分钱，这消息令人振奋。于是我拿着钱交给老师。过了一天，终于轮到我们学校了，我们排着队伍从学校出发，来到电影院，找到自己的位置。看着电影里的那些武打动作，我们高兴极了，总想着，如果哪一天，我也有这样一身好武功，也可以去惩治坏人了。回到学校，我经常与同学们比划着，嘴里哼着：“少林少林，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少林少林，有多少神奇故事都来把你传扬……”在家里，我和表哥看到边上有扫帚或棍子就拿过来，上下左右地甩着，外婆和舅舅看到我们这样子，就会呵斥。

▲电影《少林寺》剧照

电影院的围墙是鹅卵石垒砌的，有四米以上。这对于年幼的我来说，那是不可攀的高墙。但比我大一点的男孩子都能从玉壶广播站对面的围墙爬进电影院。一次，我跟着阿井叔叔和几个男孩子来到这里。只见一个男孩子蹲下来，另一个孩子骑上前面那个男孩子的脖子，他们走到围墙下方，第一个人直立着，第二个人双手扒住围墙，站立在第一个人的肩膀上，脚用力往上蹬，上了围墙顶部，再下到电影院里。他们就这样一个个进去了。阿井叔叔叫我也跳到他的肩膀上爬进去。我怕会掉下来摔死，死也不同意，转身就跑回家了。阿井叔叔告诉我，他们都进去看了一场电影，这让我很羡慕。

那时候电影院每天晚上都放电影（有时白天也放），1977年，电影票每张4分钱，一个大人可以带一个1米以下的小孩（电影院进口处有一条标记1米的横线，小孩子进场，站在那里量一下才能带进去）。每次都是姐姐买一张票，我和她坐在一个位置上。后来，我长到1米以上，按规定要自己买一张票，但家里没钱，遇上好看的电影，姐姐走在前面，我蹲下身子，趁着人多的时候，挤进电影院。开始放映以后，会有工作人员过来查票，姐姐就叫我躲到椅子底下，她用双腿遮住我。等工作人员过去了，我就从椅子底下爬出来，继续坐在椅子上看。有时候，没钱买票，但又很想看电影，怎么办呢？一个小伙伴告诉我：等到大家都进场的时候，我们就站在铁拉门边上，看到哪个大人没带孩子，就轻轻地扯着他的衣角，趁工作人员不注意，溜进电影院。我就凭着这个方法，进去看了好几场电影。不过即使进了电影院，也还要过查票这一关。我们往往都是躲在一楼最后一排的角落里偷偷地看，等工作人员拿着手电筒过来，我们立即跑到另一个角落里躲起来；工作人员走了，我们再出来。夏天的晚上，各种汗臭味充斥空间。

▲电影《知音》海报及剧照

▲电影《平原游击队》剧照

▲电影《庐山恋》剧照

如今想想，那时候看过的电影还是挺多的，有《铁道游击队》《木棉袈裟》《神秘的大佛》《庐山恋》《小花》《自古英雄出少年》《知音》《红牡丹》《地道战》《平原游击队》等。记得《平原游击队》电影有这样一个场景：夜深人静时，一位更夫独自巡逻，一边敲着梆子，一边叫：“平安无事喽。”于是我们玩游戏时，经常来一句：“平安无事喽……” 然后大家咯咯咯地笑。那时的电影采用单机放映，映完一本拷贝，必须停歇换片，然后才能继续放映；后来采用了双机放映，就不要换片了。

▲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宣传画报 文成县电影公司供图

时间到了1990年7月，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在玉壶引起了轰动。一天，大姑妈告诉我，她所在的学校包场看《妈妈，再爱我一次》这部电影，叫我跟着她的学生一起进去。大姑妈叫我带上两块手帕。当看到女主角黄秋霞将儿子小强送到父亲家里，黄秋霞转身离开，小强在客厅里拍着玻璃，呼喊“妈妈，妈妈”时，电影院里响起了一阵阵哭泣声。我的两条手帕也全被泪水浸湿了。三十年过去了，我依然还能记得那哭声，那酣畅淋漓的哭声。也能记得那首耳熟能详的歌曲《世上只有妈妈好》：“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宝。投进妈妈的怀抱，幸福享不了……”

▲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剧照

那时候没有手机，如果有人在看电影，家人有急事来找。放映室里就会传出：“某某，请到电影院门口，有人找。”

儿时的电影院，带给我们多少温馨的回忆，我们为剧中人物的高兴而高兴，也为那些好人的不幸遭遇而悲伤。电影院内那嘈杂的声音，那浓重的汗味，那拥挤不堪的人群，如今都已成为遥远而又模糊的回忆了。那声音，再也听不到了；那气味，再也闻不到了。

为了能买到电影票，我和姐姐就去卖冰棒。姐姐比我大两岁，她能背得动冰棒箱子，而我则拿着饭盒，饭盒里有一两枚硬币，摇动饭盒，就会发出“叮叮叮”清脆的响声，吸引人们来买。每到周末，我和姐姐就到壶山路那里的冰棒店提冰棒。店主是一位三十岁左右的男子，每次看到我们进来，他就笑眯眯的，很和善。我们提来20根冰棒（饭盒、冰棒箱子和包冰棒的薄被子是由店主提供的），钱可以先赊着，卖完冰棒，再去结账。每根冰棒从店主那里拿过来是5分钱，到了电影院门口可以卖6分钱，如果背到米笠岭、岭头垟、蒲坑、上村垟、西江寨下野、底塘垄一带可以卖7分钱。于是，天气越热，我们越开心，姐妹俩提着冰棒箱子，一路走，一路叫卖，我们还去项埠垟和垟头一带卖过。到了夜晚，我们就在电影院门口卖冰棒。有时一天能赚2角钱。有时冰棒卖不出去，甚至融化了，可以退还给店家。

▲买冰条 网络图

记得有一次，我们把卖不了的冰棒还给店主时，我一直盯着那些冰棒，渴望能吃到一根。店主送了一支已经融化了的冰棒给我们，我和姐姐拿着冰棒，你一口，我一口分着吃。是呀，多少年过去了，有些记忆却一直鲜活着，存在我们的脑海里，永远永远……

因为电影院门前的人太多了，离下一场进场的时间还远，于是有些年轻人就会去门前溪溪滩上坐坐，我们也就提着冰棒箱子到溪滩去卖。那时候，玉壶本地很多小孩子都卖过冰棒。每到夜晚，电影院门前就响起硬币敲击饭盒的声音——叮叮叮，叮叮叮，还有我们的吆喝声：“冰条哎，冰条哎……”卖冰棒虽然辛苦，但我们用自己的劳动所得买了铅笔、橡皮、本子，有时还可以去看一场看电影了，心里还是非常快乐的。

▲冰条 网络图

电影院的厕所在北侧围墙的西北方。站在电影院门口，我还能想起这样一个场景：上世纪70年代末，一位外楼村民挑着一担尿桶，想进入电影院挑粪便。在门口，一位中村村民拦住了他，说当年中村将地块无偿送给电影院建房，条件只有一个：电影院内的粪便由中村村民支配。只要是中村村民，都可以来此挑粪便，外村、底村和上村村民都没这个权力。那个外楼村民无奈转身的背影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谁不想挑一担粪便给庄稼施肥呢？

路是一步步走出来的，从许多年前的人人挤电影院，到如今的家家有电视机，甚或有人都有自家的电影院了。假以时日，我们该拥有的东西都拥有了，该到达的地方也到达了。只是在内心深处，还会有浓浓的电影情节。玉壶电影院门口那如水的月色，电影院内那一排排的凳子，那黑压压的人群，那“咿呀咿呀呀”的唱腔，总能勾起我们心中那片无法排遣的美好回忆。是呀，就像木心在《伊斯坦堡》一文中所说的：“凡事到了回忆的时候。真实得像假的一样。”我们这一代人，对电影院的记忆很真实，但也依稀了，模糊了，旧了，破了，再过三十年或四十年，也会真实得像假的一样了……

我已有二十多年没去玉壶电影院看电影了。前几天，我又来到玉壶电影院，想再找回一点点记忆。只是沧海桑田，有些东西已经改变了。在大门口南侧的墙上，我看到一块华侨捐款纪念碑，其上刻有捐款人住址、姓名和捐款数额。再看电影院的内部构造，可谓是“物非，人也非”了。那总被阳光照耀着的铁拉门没了，那“n”形状的售票口没了，那楼上楼下一排排的座椅没了。凝视着大门上方的“玉壶华侨影剧院”这七个大字，我还能依稀找回那份曾经的记忆。是呀，时光之刀嗖嗖地掠过我们的脸颊，掠走我们稚嫩的脸庞，留下额角的皱纹；掠走我们鬓角的青丝，还以丝丝白发。时光之手也把那些胶片电影带走了，那些在电影院门前集聚的人群也已散落天涯，赶往下一站去经历那里的戏剧人生了。一场又一场，有些人有些事都已成为过往了。

▲玉壶华侨影剧院 胡晓亚 摄

站在中村办公楼顶楼，遥望着电影院的房顶，我耳边似乎隐隐响起李娜那沧桑的嗓音：“有过多少往事，仿佛就在昨天……”我遥遥地想着：玉壶华侨影剧院，她站在光阴的那一头，隔着二十多年的匆匆岁月，依然向我们传递着岁月也无法更改的温馨和快乐。只是，我们都已回不去了，回不去了，再也回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