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往下看玉壶粮管所  胡晓亚·摄

如今的年轻人童年记忆里，很少有贫穷和落后的情景。可我们小时候家里缺钱、缺粮食，那种苍凉是深入到那个时代每个人的内心深处，直达骨子里的。粮管所是管粮食的，这是一个多么有诱惑力的地方呀。

侨胞洪才虎先生告诉我：玉壶粮管所木质结构的老房子原属于一余姓人家所有，周边的土地（包括后来所有的粮仓）都是一口田，这口田很大，故此地又称为“大田”，为中村集体土地。上世纪50年代体制改革时，这里归属玉壶粮管所。

上世纪50年代，玉壶粮管所引进砻糠蒸汽机，因为当时玉壶本地没有人会操作，一位名叫余年生的师傅（时人称之为工程师)带着家眷从瑞安随着砻糠蒸汽机来到玉壶。余年生一家人租住在下大田四面屋，生活了十多年。砻糠蒸汽机安装在粮管所的西南侧（原余氏祠堂处，相当于如今“胡绍光窗帘、床上用品店铺”的位置），砻糠蒸汽机体积大，有两个飞轮，直径约有1.5至2米，以砻糠为燃料，产生热量，蒸汽机带动碾米机可以碾米，带动发电机可以发电。1958年，玉壶亮起了第一盏电灯，是由砻糠蒸汽机发电的，地点就在玉壶粮管所。当时玉壶人都很好奇，男女老少都赶去看看，并啧啧称奇。砻糠燃烧以后成为黑色的糠灰，散落在地上。后来这里浇筑了水泥地，如今此处的地底下还有大量的砻糠粉和砻糠灰。

那个年代是按公社、大队、生产队来划分地域的。一个生产队收成的粮食要先交“农业税”（也就是农民应该上交的税收）和卖“余粮”（也称为交“公粮”，政府根据生产队的粮食产量多少来决定“余粮”的数额，生产队社员把粮食挑到粮管所，按国家规定的价格卖给政府）——也就是先供应给国家，然后才按“劳动工分”和“口粮分”（人口的多少）分给社员。卖“余粮”以稻谷和番薯丝为主。到了秋天收成的时候，社员们成群结队从四面八方挑着稻谷和蕃薯丝来到玉壶粮管所，有的交农业税，有的卖“余粮”，一时间，这里颇为热闹。那时候，家家户户人口多，仅靠几分薄田维持生活，能吃上饭都已经很不容易了。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外村分成几个生产队，我们家属于第四生产队，白天社员们统一上山劳动，傍晚统一收工回家，劳动一天记7至10工分。粮食有了收成，就按劳动工分和口粮分去分粮食。我爸爸在外地，母亲一个人参加劳动，挣的工分比男人少，年底分粮食时自然也比其他家庭少。我们家4个人，粮食根本就不够吃。当时母亲听说养一头猪，允许种600株番薯，非常开心，就去买了一头猪仔，养在后门的灰铺里。番薯还没长大，番薯叶子就被摘过来吃了。但我们还是很饿，弟弟比我小2岁，饿极了就会坐在门槛上叫着：“番薯丝团呀，番薯丝团……”因此，我对粮食有一种强烈的渴望。粮管所的谷子和番薯丝是一麻袋一麻袋运过来的，于是我就经常跑过去看那些人卸粮食。粮食被搬到仓库里，再由人工背到粮管所的门市部由村民来买。天气晴好的日子，我还看到粮管所的工作人员将仓库里的谷子和番薯丝一袋袋搬出来，摊放在空地上晒。

那时候能按月定量发粮票的有四种对象，一般是每人每月30斤左右：一是国家脱产的全民干部，二是国营企业（如邮局和粮管所）职工和职员，三是地方国营企业（如县农械厂、电机厂、棉织厂等）职工，四是大集体企业（如铁器社、成衣社、木器社、竹器社、服装社和运输社等）职工。不同的体制待遇也各不相同。一般的农民家庭是没有粮票的，所以粮票对于我们来说，很有诱惑力。

“ 文革”结束后，父亲又有了正式工作，是“吃公米”的，有粮票。父亲给我们写信，我们就把家中的窘况告诉他。父亲就将“福建省粮票”换成“全国粮票”，放在信封里寄给我们。那时候，用浙江省粮票去粮管所买米，1斤粮票再加0.136元就能买到1斤大米。全国粮票要经粮管所所长签字才能买。想想那时候我也是“聪明”过了头：我想着每次买米都要找所长签字，太麻烦了，自己照着所长的签字在全国粮票上写字，再去买，不是方便多了？有一次，我就照着这个方法去买米。售米处站着一个小伙子，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说：“所长今天在大峃，你这几个字是什么时候签的？”我一听，吓了一跳，抢过粮票转身就跑，之后，好长一段时间都不敢去买米。

关于粮票，我还闹过一次笑话：那时候可以用粮票去玉壶招待所买饭和稀饭。1984年秋天的一个早晨，我和同桌拿着两个碗去玉壶招待所买稀饭。我们根本不知道1斤粮票有多少碗稀饭。我付了钱，工作人员从窗口递出来一碗又一碗稀饭，一共有八碗。怎么办呢？我们只带了两个碗，于是，我端着一碗稀饭先回家，同桌在窗口前守着，一趟又一趟，我跑了7趟，才把稀饭送回家里。就这样，我和同桌吃了一天的稀饭。

那时候，玉壶本地只有粮管所的空地是水泥铺就的，其余的都是石子路，由鹅卵石铺成的。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刚刚流行，我很想学骑自行车，可没钱买，只能去借来练练。白天，拥有自行车的人不愿借给我们，那就晚上吧。有月亮的夜晚，我和堂妹去一个亲戚家里借了一辆自行车，到玉壶粮管所的空地上学骑自行车。月亮从树梢上悄悄爬升，柔和的月光斑斑驳驳地浸过来，地上铺了一层碎银般的月光。堂妹拽着自行车后座，我骑上去，从南至北来来回回一趟又一趟，一次次摔倒，一次次爬起来，扶起自行车再来一次，手脚磕破了也不叫疼。一周后，我和堂妹都学会了骑自行车，我们俩高兴得又唱又跳……

这几天，我又来到玉壶粮管所，时过了，境没迁，可一些建筑已经改变了用途：北侧那一排东西走向的房子成了超市，西侧的一间房子成了电器店，有几间房子成了服装店，最东侧几间房子的走廊堆着杂物，门上贴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文成县玉壶粮食管理所，壹柒年贰月壹拾叁日封。该文字显示：这里已成了危房。

我总以为，玉壶粮管所会被时光好好照料着，稳稳妥妥地被收藏着，却不知道等待在前方的，是不能回头的沧桑。此一时，彼一时呀，在那个缺衣少吃的年代，这里是我们无限向往的地方。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商品越来越丰富了，吃与穿不再是难题了，玉壶粮管所也就失去了其原有的作用。

记得一位作家曾说过这么一句话：时光不语蹂躏记忆，岁月无言隔断向往。也许，在时光这本书上，所有的人和物以及故事，终有一天会泛黄，会迷失，会湮灭……

▲中村染布坊店铺旧址  胡晓亚·摄

上世纪50年代初，市场商品供应不足，为保证群众基本生活的需要，国家决定实行“计划经济”，于是发放各种商品票证来分配商品，比如肉票、煤油票、布票、粮票等。买布要布票，一般是按人口来分的：一家几口人分几尺几寸布票。当时也有人卖布票，但我们家买不起。记得当时最好的布料是卡其、士林蓝和的确良，是机器织成的，平滑且没有疙瘩，我很是喜欢。

母亲没去外地之前，在自家地里种了棉花，秋天到了，收了棉花，戳成细长的棉条，然后从上间楼顶把纺车搬下来。母亲坐在一张小板凳上，身旁放着一筐棉条，左手拿起一根棉条，右手摇动纺车柄，纺车上的锭子便迅速转动着，纺车就“咿呀吱，咿呀吱”地唱起来，那条长长的棉线就均匀地缠绕在纺针上。一根棉条抽完了，丝线再搭桥似的接上新棉条，接着纺。当锭子上的纱穗子增大到两头尖尖、中间鼓鼓的时候，母亲就将其取下。再纺第二个线穗子。这样的线穗子一般有20多个，母亲就把它们放在一个菜篮子里。接着，母亲借来一台织布机，放在上间的额枋下方，那些线穗子就一根根被拉到织布机上，一把梭子在织布机上穿来穿去，织成了一匹匹布料，纯白色的，我们称这些布料为粗布。从玉壶供销社剪来的布料，我们称之为洋布。母亲将粗布拿到中村染布坊染上靛青色或黑色，做成上衣和裤子给我们穿。

中村染布坊在下大田四面屋下首。玉壶的染布历史悠久，清中期就有人在中村染布，当时是以靛青为染料来染布料或麻料。当时，李山人雇用长工、季节工在当地开垦荒地，大面积种植靛青。以靛青为染料染布料和麻料，是放在大染缸里染的。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停办了一段时间。到了上世纪40年代，有人在店桥街十字路上首的南侧店铺染布。1945年下半年，家住店桥尾的吴翠丁也在自家院子里办起了染布坊，在道坦染布，染好的布料摆放在一楼前门，由村民取走。上世纪50年代后期，在社会体制改革中，本镇的染布坊统一合办，成为集体企业，由胡文德、胡永连、胡仲仁等八人合资，在中村租了房子，办起了染布坊，这就是中村染布坊。1960年，外村村民胡志昂退伍回玉壶来到这里当上了染工。当年，每斤布料染费是0.48元。到了1966年，染费增加到0.65元/斤。1974年，胡仲仁退休，其孙子胡立梭顶职当上了染工。染色的主要原料有硫化砎、清粉和硫化蓝等。村民拿过来染色的有拦腰、夹被、布袋、挎巾（玉壶话，有一丈多长，用来把孩子捆绑在大人背上的一种绑带）、蚊帐和布料（可以用来做衣服）等。其中布袋和蚊帐的原料是麻。秋天，麻成熟了，母亲割了麻放在上间，摘下叶子，剥下麻的外皮，撕成一条条丝线，织成麻布，染上红、黑或蓝的颜色，再裁剪做成布袋和蚊帐。

给夹被上色是一道复杂的程序：夹被有四幅。染夹被的地陶直径是2.6尺，把水烧好，调好温度，放入染粉，先把布料放在特制的夹板中压紧，然后三个人抬起夹板站在锅灶上，把夹板放入地陶中，浸泡的时间约为30分钟；然后抬起夹板，等染水不再往下滴时，就抬到门前溪，舀起一瓜瓢一瓜瓢的水浇到夹板上，慢慢地，夹板里流出来的水变清了，三人再抬起夹板站在溪水中，把夹板抬起、放下，再抬起，再放下……如此重复许多次，夹板里流出来的水就完全清澈了；最后拆掉夹板，拿出夹被清洗、晾干，夹被的染色程序就完成了。小时候，我也盖过夹被，是蓝黑白相间的花纹，有人物画也有荷花形状的花纹，很是漂亮。布料则染成红蓝相间或纯黑的颜色，裁剪后做成衣服裤子。那时候，我不喜欢穿这种布料做成的衣服和裤子，硬硬的，有点戳刺皮肤的感觉。

上世纪40年代以后，染工就以硫化砎、清粉和硫化蓝为染料进行染布，是放在地陶里漂染。有经验的染工都知道染布要掌握三点技巧，一是染料和水的比例，染料过少，染成的布料颜色偏暗。颜料过多，染成的布料色泽过浓，成本也会相应高一些；二是水温和浸泡时间，水温过低，容易褪色，水温过高，布料容易煮坏；三是要快速搅拌，才能着色均匀。染色之后，有的布料可以摊放在门前溪溪滩上晾晒，一些短布料则挑回中村店铺挂在屋檐底下或在空地上支起竹竿进行晾晒，纱线则系在一根根小棍子上，插到下新屋菜园墙的石头缝里晾晒。

上世纪70年代前，夹被、布袋、拦腰是女孩子婚嫁的必备用品，深受农家喜爱，生养女儿的家庭都会早早置办好这些必需品。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商品越来越丰富，卡其、士林蓝和的确良等布料陆续进入市场，这些布料色彩多样、轻盈、透气性好，深受人们的喜爱。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粗布衣服、麻布蚊帐等渐渐失去了作用，逐步退出了市场。染工也没有了用武之地，胡永连、蒋美西、胡文德、罗启绍、程学兵、罗加杰等人都自谋出路了。中村染布坊也完成了历史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

前几天，我再次来到染布坊，下新屋菜园的石头墙还在，其余的一切均已不复存在：染布坊店铺的旧址上建造了新房子，那个大染缸没了，地陶没了，那一排排用来晾晒布料的竹竿没了。只是在我们心中，还有那么一点点的眷恋，眷恋那一匹匹染好的布料在风中飘荡的样子，眷恋那一口口有半人高的大染缸，眷恋那“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粗布衣服。

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染布坊慢慢地成了时光深处的记忆，成了一段尘封的历史。别了，染布坊。

▲粮管所水井  胡晓亚·摄

中村地处玉壶的繁华地段，人口众多，水井也有好几口：有洗埠头巷水井、三房井水井、粮管所水井和店桥尾水井。

我们先来说说洗埠头巷水井。村民告诉我，洗埠头原先是指下大田四面屋门前至下新屋门前一带：下大田门前的照平墙（也就是风水墙，至今还在）上方有一个岩墩，村民蹲在岩墩上洗衣洗菜，由此而得名，后来这条路也称为洗埠头巷。上世纪50年代前，洗埠头一带没有水井，人们饮用和洗漱用水均来自于门前的水堰（玉壶人喜欢称水沟为水堰）：下大田四面屋门前至店桥街十字路口东侧有一条水堰，水从栋头桥下首引出，流经上村横塘栋边上，经上垟水碓、玉壶酒厂东边、玉壶粮管所北侧、下大田四面屋门前、中村染布坊门前、下新屋门前，横穿店桥街地下，经天妃宫，最后与中村的另一条水堰（也是从栋头桥下首引水，流经上村菜园，过蒋宅、塘下街、下园、塘下盖，到达天妃宫）汇合，注入门前溪。那时候没有自来水，塑料制品很少，也就没有“污染”一说。那时候，村民之间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上午可以去水堰里挑水，但不得去洗衣服，下午至晚上可以洗衣服和洗澡。每年有一至两次自发组织清理水堰里的杂物、淤泥和石头之类的活动，家家户户都会派一个人参加。因此，水堰里的水清澈、纯净。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中村大队出资，村民自发组织在如今的洗埠头巷——下大田四面屋东侧下方打出了一口水井，井口由卵石铺砌，此处的井水清澈甘甜，于是附近的村民都来这里挑水。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有一个水缸和一担水桶，水桶是木板制成的。对于大人们来说，挑水是一件轻松而愉快的事情，我常常看到姑娘们结伴而来，有说有笑的，嘴里哼着动人的歌谣，有人还把双手揣在裤袋里，也不扶肩上的扁担，但桶里的水却一滴也不会洒出来。仔细一瞧，发现了一个秘诀：水桶里有两个瓜瓢，怪不得呢。妇女们则蹲在井边洗衣洗菜，拉拉家常。由此，这里很热闹，打水声、说笑声、泼水声此起彼伏。

我的父母去了外地以后，大姑妈每逢节假日就会来玉壶带我去她家里——东背乡东溪村。大姑妈的好朋友——翠丁阿姨住在下大田四面屋，大姑妈有时带我去洗埠头介积草药店抓药，顺路去看看翠丁阿姨。大人们聊天，我觉得很无聊，就会跑出来在水堰边逛逛。早晨，也有村民来挑水堰里的水。中午过后，村民在这里洗菜洗衣，我则在水堰里来来往往地走，洗洗脚、洗洗手，直到大姑妈大声呼唤我，我才急急地跑回翠丁阿姨家里，然后跟着大姑妈回东溪。

到了上世纪90年代，由于周边居民增多，这里的井水渐渐被污染了，不再清澈了。后来家家户户装上了自来水，这里的水井就废弃了。不知什么时候，水井也被填埋了。前几天，我路过这里，发现水井的旧址上搭着一个架子，上方有一个变压器。

中村最古老的水井是三房井。三房井位于智十五祠堂前面，井旁有两棵大枫树。为什么起名三房井呢？翻开《玉壶胡氏宗谱》，得以如下记载：明二公之子仁四育有六子，分别是智三、智五、智十五（生于明景泰辛未年四月十一日，即1452年）、智廿一、智秋和智毛锥。智十五排行第三，由此被称为三房。三房井是智十五这一房族出资出力所挖的，因此而得名。上世纪七十年代前，三房井四周都是田，外围是菜园，后面就是后畔山。夏季，枫树枝繁叶茂，阴凉避日，附近的村民都喜欢来这里乘凉、聊天。三房井有南北两口井，南边的井水冬天热气腾腾，夏天清凉甘甜，永不干涸。如今，水井周边的村民仍喜欢用此井水烧饭做菜，而不用自来水。究其原因，一村民说了这样一句话：“这井水味道纯，我们喝惯了。外楼、上村等地的村民想做酒，都会骑着三轮车或电瓶车来这里取水。”北边水井里的水是从南边渗过去的，平时井水也是清澈的，可一旦下起暴雨，此井水就会浑浊，由此，村民就用此井水洗衣洗菜。我在北侧水井边上看到洗衣池和洗菜槽，而南边的水井边上则是空空如也。

中村还有店桥尾水井和粮管所水井。店桥尾水井由旅荷侨胞胡克球出资建造（当年，师傅的工钱和买材料的钱是胡克球出的，边上的村民都来帮忙挖地、抬土、装水管等）：上世纪60年代初，胡克球回国看望家人，得知店桥尾水井坦一带村民吃水困难，于是请人挖了这口井。如今此井已被填埋。粮管所水井则是由当时的粮管所职工自行挖掘。上世纪80年代中期，店桥尾水井的井水浑浊了，附近一带的村民就到粮管所来挑水了。如今，粮管所水井还在，只是再无人饮用了。

玉壶中村的古井，仍在沿用的只有三房井了。比起上世纪的热闹场景，如今也是渐渐被冷落了，再也没有昔日“门庭若市”的繁华，岁月的风沙尘土慢慢地湮没了这些老井。每口古井都是一本厚重的书，都有许许多多酸甜苦辣的故事，在现代化和城镇化的浪潮中，它们渐渐失去了价值，也渐渐地消失不见了。记忆虽已泛黄，但仍然厚重。

我们怀念古井，是舍不去对它的那份记忆和情感。无论何时，无论身处何地，只要我们想起那口养育我们的古井，就会心安，就像回到了故乡，回到了童年。可是，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时光总是一往无前。也许，总有那么一天，井水“质本洁来还洁去”，归于地底下，归于天地间，归于它们最初的来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