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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壶木器社

发表时间:2022-05-07 09:21:00 来源: 点击:


作者/胡晓亚

题记:

回忆是与过去相聚的方式。在回忆中和过去的人与事相聚,再与之轻轻挥手告别,那些回不去的时光都已成了最好的时光,那些回不去的故事都已成了最好的故事。


美国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木头是最有人情味的材料。为什么?因为木头质感细腻温润,有极强的亲和力。对此说法,我也深以为然。


多年前,一位长者曾跟我说过这么一句话:从前,木制品与我们的生产生活须臾不离,挑水要水桶,烧饭要锅盖,洗脸要木盆,洗脚要汤挈脚盂,吃饭要木桌木凳,耕田要擂梮和犁,住木房睡木床。水桶、锅盖、木盆、汤挈、脚盂、木桌、木凳、木房和木床都是木制品,如此这般,木匠所处的社会地位也是可想而知的。


玉壶木器生产历史悠久,一直处于个体分散的状态之中,从最初的纯手工生产逐渐发展到半机械化的生产模式,时代在发展,生产模式也在不断地变化着。1953年11月,赵沛士、吴克席等人在县城创办大峃木器生产合作社。随后,玉壶、珊溪、黄坦、南田、西坑、峃口等地也相继创办了木器生产合作社。


图片

▲网络图


据《文成县二轻工业志》记载:玉壶木器生产合作社(以下简称木器社)于1954年12月创办,初称木器供销生产组,组长胡从炯。1958年10月,并入玉壶人民公社农械厂。1961年11月,因经济体制调整,按《手工业三十五条精神》恢复手工业体制,称玉壶木器生产合作社,胡从炯为主任。木器社主要生产木农具和木家具,职工17人,年总产值在2万元以下;1977年初,增设金工车间,改名为玉壶木器机械厂,胡克模任厂长,职工22人,以制造仪表车床为主,年总产值3.69万元;1979年起生产输油泵,总产值增至9.43万元;1986年起,输油泵销售业务不景气,年总产值由1986年的3.78万元降至1988年的1.2万元;1989年停产。


开端

从三人组合到三迁社址


木匠又叫木工。玉壶的木匠大多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他们的手艺有的是祖传,有的是亲戚之间互相帮带,也有的是师徒之间传授的。据《古韵寻踪》记载:底村直路46号的上金垄胡宅建于清雍正年间(1723—1736),为玉壶第一座木质结构的四合院,直棂窗和门窗上缠枝花纹的镂雕古朴而雅致,榫卯结构的梁柱牢固且精美,这些都是木匠的劳动成果。在那个年代,木匠是普遍受人敬重和羡慕的行业。


说起玉壶木器社,这多少还与大峃木器作坊有关。1950年4月,金邦杰和赵沛士创办大峃木器作坊,1953年转为木器生产合作社。此后,各个乡镇相继以合作社的方式成立木器社。


1954年12月,文成县手工业管理科工作人员郑玉林来到玉壶,找到了胡从炯、夏福定和胡义显(又名胡连成)等人,要求成立木器社。刚开始,许多人不愿意入社:1954年,按天计算,木器社职工一天的工资是0.7元;而挑着工具箱走村串户去做木,在玉壶本地管吃不管住,在乡下则管吃又管住,一天的工资都是0.71元。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劳动强度,不入社每天能多得1分钱,且能解决三餐问题,于是一些年轻力壮的木匠便不愿入社。而一些年岁稍长的木匠却觉得挑着担子到处跑,不安稳,还是入社好。经过再三思考,胡从炯、夏福定和胡义显三人认为一旦入社人多力量大,互相之间能帮带一把。就这样,他们仨组成了木器供销生产组,地址在玉壶街尾夏福定家里(现为玉壶街100号),这是1.5间两层木质结构的房子。


▲玉壶木器供销生产组原址

(现为玉壶街100号)  胡晓亚/摄


我们先来说说胡从炯:说起和木工的渊源,可上溯到胡从炯的父亲胡希早。胡希早是老木匠,做木手艺在玉壶是出了名的。我来说一个故事,你就可以看出胡希早做木的严谨态度:有一次,一户人家请胡希早来家里做水桶。那时候,主家请师傅来家里做木是管饭的。那天早上,胡希早在主家吃过早饭,准备动手做木。主家拿出做“水桶扮”的木料,胡希早拿出“范”(玉壶话,此处即指“水桶扮”的样板)一画,发现木料太直,不够弯。主家说,木料不符合标准,可以将“水桶扮”做直一些,过得去就行了。胡希早却坚决不同意,说:“我不做这样的水桶,今天已经吃了你家的早餐,明天会把米送给你,补足今天的早餐。我先走了。”话刚说完,胡希早就挑起做木的工具箱自顾自地走了。这就是木匠精神,宁可不要工钱,也不做有缺陷的木器。


有其父必有其子。胡从炯从小看着父亲做木,也是做木“大老司”。胡希早这种“宁缺毋滥”的精神也被胡从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无论做哪一种木器,都必须全心全意去做,尽善尽美,绝不“当当就算了”。胡丛炯的儿子胡克运也会做木,做事也非常认真。三代人都是木匠,可谓是地地道道的木工世家了。


▲外楼矴步头  玉壶侨联微信群供图

▲水碓  胡晓亚/摄


我们再来说说胡义显。胡义显生于1895年,家住玉壶外楼矴步头,因为会做木,29岁那年跟随朋友前往新加坡、日本凭手艺赚钱,后回国买田地置办家业。胡义显利用自己的做木手艺,在外楼矴步头附近建造了两处水碓:一处在今寿星桥西侧桥头边上,为顺鳞碓(玉壶话,书面语为顺轮碓),也就是水从水碓上方冲下来,带动水碓捣米磨麦;一处在矴步头下方的水竹蓬(蓬在这里念第四声),此处为倒鳞碓(即倒轮碓),水从门前溪引进水堰,从倒鳞碓下方冲过来,水碓倒转起来捣米磨麦。时人纷纷称赞:顺鳞碓随处可见,但倒鳞碓却是闻所未闻。别处有没有倒鳞碓,我不知道。我能知道的是:玉壶的倒鳞碓是胡义显创作的,且是独一无二的。


▲手摇水车  胡晓亚/摄

▲水车  胡晓亚/摄


玉壶人在评价胡义显的时候,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思维敏捷,富有创造性。木器社许多“冷门”的木器,他都喜欢去琢磨,去探索,并都能做成功。有一年,玉壶大旱,山背村一架抽水灌溉农田的水车坏了,许多职工都找不出是哪个部件出了问题。胡义显独自一人拆了水车,结果发现是龙骨出了问题。胡义显找到了根源并进行修理,又对水车进行改造,把下坎的水抽到了上坎的田里。村民都啧啧称奇。


还有就是夏福定。夏福定祖籍在青田万阜,会做圆木和大木(即盖房子)。其父先搬到玉壶九了,后搬迁至底头(即底村)。其子夏雅眉自打记事起,耳边就充满了斧、凿、刨之声,年纪稍长一些,就跟着父亲帮忙劈木料,后也学会了做木。夏雅眉之子夏昌朗和夏昌奎也学会了做木。一家三代都会做木,夏家也算是木工世家了。


▲俯瞰明五公宗祠  胡晓亚/摄


介绍了三位最初入社者,我们再来说说木器社。不久,木匠胡从用和退伍军人叶圣勒也加入木器社。叶圣勒是会计,负责登记、结算木器社的收入和支出。又过了几个月,胡满通和胡志弟等人也加入了木器社。随着人员的不断增加,街尾巷的房子显得太窄小了,于是木器社搬到了玉壶外楼和底头的交界处——明五公宗祠(又名底头祠堂)。明五公宗祠中间有一个道坦,可以堆放木料,经风历雨,木料的水分就去除了。其次,祠堂宽敞,木匠在此得以“大显身手”。


1957年,国家兴起“大办钢铁运动”,上村庄三宗祠西北侧的菜地上竖起了高炉,进行炼铁。到了1960年初,“大办钢铁运动”结束了,这里的高炉被拆除。人们就在这里围了木栅栏,上方盖上了瓦片,建成了简易厂房,玉壶铁器社和木器社搬到了这里。刚开始,铁器社和木器社是合并的。不久,两者又分开。


这几天,我沿着木器社三次搬迁的住址走了一遍:如今的玉壶街100号已是五层砖混结构的房子,门楣上标写着“美金美容”四个大字,显示这里已是一家美容店了。


明五公宗祠也已是旧貌换新颜:在我的记忆中,当年明五公宗祠住着三户人家,北侧有上下两道木门,中间有一个道坦,外楼第四生产队的一头牛关在东南角的一个牛栏里。如今,一切都没了当初的模样,当年那黑色的瓦片如今成了琉璃瓦,石头垒砌的围墙已成了砖混结构了,铝合金大门紧闭着。我无法进去一览其容颜,只能遥遥地盯着她看了几眼。


▲俯瞰上村木器社  胡晓亚/摄

▲上村木器社旧址  胡晓亚/摄


接着我又来到上村,沿着庄三宗祠上方的一条小巷西行,约走了10多米,一抬头就看见了木器社:一排一层的矮房,在周围高楼的包围中,显得有点“单薄”。木栅栏都没了,边上砌上黄色的粉墙。木器社的房子依稀还有昨日的痕迹:斑驳的门窗,陈旧的瓦片,不知道见证了多少木匠青春的故事,也见证了木器社的兴与衰。


来了,聚了,走了,散了。又是秋天,上村的天空中有秋风与落叶在窃窃私语,似乎在隐隐诉说着当年木器社的那些经年往事。

发展

从精做家具到兼修农具


一块有温度的木头,需要一双有温度的手来打磨,才能成为精致的家具或农具。木匠就承担起了这份职责。


▲做木工具  胡晓亚/摄

▲角尺  兰溪/摄


上世纪50年代,入社当学徒每天工资是0.2元,一个月6元。三年后出师,就可以按件取酬了。夏昌朗于1958年转为正式职工,每月有30斤粮票,工资则是按件取酬的。1962年2月,年仅16岁的洪才虎辍学来到木器社当学徒,拿起了凿子和斧头。“家财万贯不如薄技在身”,那个年代里,这种思想根深蒂固地扎根在普通老百姓的内心深处。当学徒要从推刨、解板(玉壶话,即锯木板)、凿眼等基本功练起,经过几个月的勤学苦练,逐步掌握了基本功,慢慢地懂得了其中的“门道”,才能开始学着划墨线。


▲刨  兰溪/摄


1954-1962年,职工每天工资都是0.7元。那时候,社员去生产队劳动是按记工分来考量劳动强度和分粮食的:劳动一天,满分是10工分。木器社的职工做完一只汤挈,验收合格后记5工分,相当于0.35元。一个衣橱记70工分,一个间橱(玉壶人称菜橱为间橱)记80工分,一只木箱记8工分。农具不能自由买卖,做好的农具要交给玉壶供销社,价格由政府定;家具可以自由销售。在这里要附带说明一句:锅盖也是家具,但不能自由买卖,也是由玉壶供销社统一销售,至于个中原因,也没有人能说清楚。


▲锅盖  兰溪/摄

▲汤挈  胡晓亚/摄


汤挈、衣橱、间橱之类的家具做好以后,还要进行油漆。油漆用的是桐油,也就是桐子油。桐子油要煎熟才能上漆,煎桐油最难的是“扣”火候:煎得太老(也就是时间稍长了),就会连成一片;煎得太嫩(即未到火候),油漆干不了,所以煎桐油要由有经验的木匠去做,一般人无法胜任。


1964年之前,木器社的木材主要来自金星、朱雅等地的林场和山区,其中以朱雅公社坳头下大队茶园生产队为主。平时,木器社按需要派人到茶园生产队买下树木,用锯子锯倒,再按木器的要求去锯树木:比如水桶和用桶(玉壶话,即尿桶)的木料厚1.8公分,菜橱的木料厚3.5公分,菜橱的“脚”厚5.5公分......锯好以后的木料层层叠放在露天处,经风历雨。约两个月后,再雇人把木料挑回玉壶。


▲水桶  胡晓亚/摄


那时候职工下乡,需要自己带番薯丝和菜。在茶园生产队呆了一段时间,按要求完成任务以后,他们就可以回家了。为了省下挑工费,每位职工都要挑上做好的多只用桶回玉壶,从朱雅到玉壶,一路沿着大南垟、小南垟、花甲岭、双了岭、漈门坑、徐坪、大江样、山背往前走,有40多里路。这一路可谓是山高水远,道路崎岖,挑着用桶上岭下岭,路途的艰辛可想而知。


1964年,文成县成立了木材公司,玉壶、黄坦、珊溪、南田等地的木材由县木材公司提供。木器社雇人到木材公司肩挑背扛着木料,沿着大峃至玉壶的古道一路前行,到达玉壶。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周南和大壤这一带,如果木材先挑到玉壶,做好以后再挑回去,这样既费时又费力。不如请做木师傅到大壤,集中在一个地方去做,做好了家具和农具就可以直接搬走了。于是,胡从炯、胡克模和洪才虎等人挑着被子、衣服、生活用品和番薯丝等来到了大壤,集中到大壤仓库做木。做得最多的是用桶和用勺(玉壶话,即尿勺),一只用桶记4工分,一只用勺记2.5工分。一般的职工每天能做2.5只用桶,也有体力好、出手快的人一天可以做3.5只。其中做得最好,出手最快的是胡克模,每天能做4只用桶。


▲擂梮  胡晓亚/摄


除了做家具和农具,还有就是修理农具。春耕到了,木器社修得最多的是犁和擂梮:因为那时候生产队要种田,耕田犁田都要用到犁,犁后梢的那条“木”很容易坏。其次是修擂梮。犁完田,要用耙把地耙一遍,再由擂梮把地打平。擂梮的芯一般由梧桐树做成,梧桐树木料轻,不怕蛀,但容易磨损。因此农民经常拿着擂梮来修理。后来,做木师傅也采用了杉树木料,不怕烂且耐用。还有就是修风钎(玉壶话,也叫风扇)。割了谷子,晒好,要用风钎先将秕谷扇出去,留下谷子;其次是已经碾好的大米,也要经风钎把糠和米分开。风钎难做,这是众所周知的,风力太大,谷子会被扇出去了;风力太小,秕谷就无法与谷子分开。


▲风钎  胡晓亚/摄


1968年,玉壶手工业系统革委会成立,黄守彬为主任。


1970年之前,玉壶还没有生产打稻机。秋天到了,稻子成熟并收割之后,农民就搬出一只稻桶,把一只打谷梯放到稻桶里,然后用一张很大的谷簟把稻桶围起来。这样,农民就可以拿着稻把,对着打谷梯一上一下地甩着,谷子就脱离了稻把。打谷梯和稻桶都是由木器社所做。


▲打稻  左:胡晓亚·摄  右:网络图

▲打谷梯  胡晓亚/摄


1970年,木器社、犁锅小组、五金小组联合组建玉壶农械厂(又叫农机厂),增设金工车间,黄守斌任厂长,外聘了车工林圣楼、周守光,钳工董希群、周友岁,刨工胡守放,电焊工蒋运钱。


做车床、打稻机和碾米机等机械产品需要有做铸件的模型,也就是木模。木模的制作是机械设备的第一道工序,也是技术含量最高的一道工序。既然跟木器有关,就由木器车间来解决技术和工艺问题吧,比如车床的铸件:车头、车身、拖板等铸件模型都与几何知识有关。洪才虎和蒋美金自告奋勇,主动接受这一任务。期间,蒋美金曾去文成县农机厂(即104厂)参加木模制作培训。洪才虎买了《木模基本知识》一书,慢慢琢磨如何做木模。两人通过钻研和实践,互相配合,成功地做出打稻机、碾米机和车床等铸件的木模,解决了这一技术难题。在此基础上,1971-1977年,玉壶农械厂为主生产打稻机、碾米机、电焊机和车床等机械产品。


▲打稻机 胡晓亚/摄


文成电机厂(厂址在珊门)以生产电动机为主,1972年,厂里缺木模技术人员,要求借用洪才虎。就这样,洪才虎被文成电机厂借用一年。多年以来,洪才虎和蒋美金为当地的铸件木模解决了制作的难题,如阀门铸件、玉壶电影院的座椅铸件等。


车床生产出来以后需要外销,需要与外界对接的推销员。一般的,推销员都要选择年轻的,能吃苦且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人。那时候,出差在外去吃饭要用到粮票,在本省,可以用“浙江省粮票”;到了外省,就要用“全国粮票”。玉壶农械厂职工分为两种:一种是正式工,享受粮票供应;另一种也是正式工,但不享受粮票供应。如果没有享受粮票供应的职工出差,则要拿番薯丝去玉壶粮管所换取粮票,1.4斤番薯丝可以换取1斤粮票。


去外地推销产品,可以说是苦并快乐着的。1975年7月,玉壶农械厂派洪才虎和余序浪到甘肃甘南推销C617车床,这是最简单最原始的车床。他们一起坐车到温州,再经金华,然后坐火车到甘肃。当时正值夏天,他们只带了两件衬衫,到了甘南,天气突变一下子冷起来。那个年代属于计划经济,买衣服买布料都要用布票,而且是当地的布票,他们两人根本就无法买到衣服,只好把两件衬衫都穿在身上,但还是冷得直打哆嗦,实在没办法,就去晒太阳和用力奔跑。付出总有回报,他们去厂里找厂长,厂长被他们的真诚所感动,很快就签了销售合同。这一次的差事也算是圆满完成了。


▲网络图


木匠干的都是很辛苦的活儿。1975年之前,玉壶还没有解板机(锯木板的机器)。锯木头基本上都是人工操作,遇到粗一点的树木,就要由两个人来完成:大锯的前后各站一个人,两人有节奏地“哧拉哧拉”地拉锯,把树木锯倒,再从中间锯开,分成两片、四片......1975年前后,玉壶木器社从大峃购进一台简易(二手)的锯板机,从此,电锯代替了人工操作。同时,厂里先后又购进了锯料机、打孔机和车木机等半机械设备。1979年8月,玉壶农械厂从瑞安新城购买了一台大型的解板机。解板机要有电才能操作,怎么办?于是,漈门坑水电站到了晚上12点,准时关闭玉壶所有的电灯,把电量供应给玉壶农械厂。有了电,职工立即动手锯木板,到早上六点停止。漈门坑水电站再为村民供电,周而复始,天天如此,年年如此,直至玉壶木器社停办,这样的“照顾”才停止了。


▲梳妆台  胡晓亚/摄

▲莲子桶  县二轻公司供图


木匠最乐意做的是嫁妆。那时候女儿出嫁是件很风光的事情,嫁妆也就成为娘家实力的象征,主家一般都会把木匠请到家里做嫁妆。在木匠干活的这几天里,主家每天都会好酒好菜招待,不敢怠慢一步。这样,木匠干起活来,也会格外“落力”、认真。那时候的嫁妆有衣橱、柜子、木箱子、四方桌、四尺凳等。算好了工钱,双方就互不相欠了。到了女儿结婚那一天,这些嫁妆就由伴郎肩挑背扛或几个人抬着前往夫家,一路上,沿途的人们会争相来看,并评价嫁妆的精细程度,啧啧称赞。


▲犁  胡晓亚/摄


前几天,我在一农户家里看到一张犁和一个稻桶孤独地躺在地上,灰尘满面,一天天地陈旧,一天天地腐朽。其时,我仿佛感觉自己正置身于那只有黑与白交替的时代,也似乎看到了一个个低头劳作的木匠身影,看到了他们挥汗如雨的面颊。只是,时代使然呀。当年曾是“得力”的农具,如今已失去了其应有的作用,被忽视,被弃用。时代在向前,有些东西注定会消失在其中,有些东西注定会被淘汰,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原有的价值了。


挑着做木的工具箱爬山涉水,两人手握锯子来回拉着锯木板,敲敲打打做衣橱、打谷梯、稻桶、打稻机、风扇、木锅盖、木桶、木脸盘、擂梮、犁......所有与木器社有关的一幕幕都已渐行渐远。走远的,还有那些生命和记忆里无法抹去的木头的香味,以及我们对那些木制品的温热回忆。


结局

从转型升级到人走人散


1977年初,木器社从玉壶农械厂分出来独立核算,增设金工车间,改名为玉壶木器机械厂。胡克模任厂长,主管金工车间,主产仪表车床。木器机械厂聘请了车工蔡银富,胡建乐、胡允样等人则边学边做。期间,通过一位温州供销员的介绍,胡克模得知有一批大庆油田输油泵生产合同。玉壶木器机械厂职工都渴望能接受这笔业务,但鉴于当时厂里的技术力量薄弱,他们又担心完成不了:当时的大庆油田是全国著名的企业,一旦出现技术上的问题,谁敢承担此责任?此时,洪才虎已是玉壶手工业办事处负责人。他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值得一试。洪才虎说:“我们努力去试一试,万一出现什么问题,我是第一责任人。”就这样,在洪才虎的鼓舞下,玉壶木器机械厂和大庆油田签订了《输油泵生产合同》。


合同签订了,接下来就是生产过程了。在胡克模的带领下,职工们在技术上攻克了不少难题:输油泵的零件制作以及装配,经过了一次次试验,一次次失败,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但他们不灰心,反复地试验,最后终于成功了。比如在“淬火”这一关上,玉壶乃至文成都无法完成。洪才虎有一个朋友在温州地区机床厂(厂址在瑞安陶山)工作,于是,胡克模把相关零件送到陶山“淬火”,终于成功了。最后一关是调试油泵扬程,试验地点在玉壶后畔山,以水代油,进入油泵,产生压力。经过多次试验,最后一次扬程达到了10多米,输油泵生产成功了,参与制作的所有职工都欣喜若狂。是呀,所有的努力都得到了回报,他们怎能不高兴呢?


为了与大庆油田保持合作关系,必须有一位专业的推销员,但厂里没有合适的人选。于是,玉壶木器机械厂打破陈规——公开向社会招聘,终于招到了一名优秀的推销员。此后,玉壶木器机械厂与大庆油田多年保持合作关系。1979年,厂里的年总产值达到9.43万元。同年,胡义显退休,其孙子胡志积顶职进入厂里。


▲纺纱机  胡晓亚/摄


历史的车轮碾过时光的痕迹,匆匆向前。玉壶是侨乡,上世纪初就有人前往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其后亲帮亲,戚带戚,许多家庭都想方设法把孩子送到国外。上世纪80年代初,“出国热”在玉壶掀起,木器机械厂也深受其影响,一部分职工在亲戚朋友的帮忙下前往意大利、荷兰和法国等西欧国家,蔡银富、胡建乐、胡允样等一批技术骨干相继出国。其次,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商品也越来越丰富了,不需要凭票来供应了。木器机械厂渐渐变得不景气了。


与此同时,一些职工纷纷自谋出路,胡志积、夏昌朗和胡志亩等人在玉壶新街头买了一块地,搭起了一个简易的木棚,用来解板,时人称之为新街头解板厂。当时,正是冰心街和芝水街兴建之际,搭架子板、做木门、做家具所需的板块大部分都送到这里来锯开。1989年,木器机械厂停产。1991年,胡志积也出国了,后来新街头解板厂的生意也渐渐淡薄了,随之也关闭了。


▲做木  兰溪/摄


玉壶木器社的一代代木匠,将技艺凝于双手,将匠心沉于木器中,在悠长的历史文化中汲取养分,结合自身的经验激发灵感,创作出精美的木器和木模。如今的我们穿透岁月的层层叠叠,仍能感受到他们当年的那份激情,那份坚韧,那份钻研,那份执着和那份努力。


面对时代的洪流,面对消逝的时光,我们的双眼,我们的双手都显得那么苍白,苍白到只能适应,苍白到无能为力。那段历史,我们无法挽留。我们能做的只是在时间的长河里珍藏或记下那么一两个小小的片段,聊慰自己,赠予后人。


“历史有时候会健忘,朝花总是等待夕拾。”用这句话来形容玉壶木器社,我觉得还是恰当的。是呀,再不记下来,若干年后,木器社就会消失在历史的记忆里,无人能说出她的曾经了。岁月带走了木器社的容颜,也带走了那一个个挑着工具箱翻山越岭、走村串户做木的身影,却带不走一代代木匠用汗水和辛劳书写的青春故事。因为有些记忆已经长在玉壶的历史上,与玉壶融为一体,无法抹去。


时间倥偬前行,季节起承转合。如今我们再回首那个计划经济的时代,还是有几分感慨,几分无奈:木器社也与人一样,经历了几许灿烂,几许落寞,得与失夹杂在一起,辛劳与快乐掺和在一处,那是一段历史,那是一种美好,那是一份记忆,只是那都是我们永远都回不去的岁月深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