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晓亚

据有“忠义救国军研究第一人”之称的张衡撰写的《忠义救国军浮沉录》记载（以下3段话来源于该书，略有改动）：忠义救国军前身为“苏浙行动委员会”,其主任委员为上海滩青帮老大杜月笙，后改名为“忠义救国军”，为国民党军统局领导的特务组织，是一支牺牲惨重、绩效显著的抗日部队，总部设在皖南屯溪三门程的程家祠堂。

对于名噪一时的忠义救国军（以下简称忠救军），你有何印象？请让我举两个例子：一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强占上海租界。忠救军奉命对驻扎上海的日伪军发动多次袭扰，还营救了不少从“孤岛”撤出的中外籍人士。二是1942年2月21日上午，日伪在莘塔地区清乡时，忠救军官兵一经查出就被拖出来烧死、淹死。其时，忠救军三团一营主力驻扎在嘉善的天凝庄一带。由于敌我双方力量悬殊，忠救军伤亡惨重。突围时，营长戚森带着妻子和襁褓中的儿子断后。孩子的啼哭声引来了日军，戚森拔出手枪指向了儿子......其妻子夺过丈夫的手枪，从容地对准自己的头颅。最后，戚森一只手搂着妻子，另一只手扣动了手枪扳机，为天凝庄战斗画下了一个催人泪下的句号......

关于忠救军与新四军的关系，我再说几句：“皖南事变”后，忠救军充当了反共急先锋的角色，迅速制定了《忠救军进剿残匪作战讲话概要》，组成苏嘉沪、锡澄虞、锡武宜三个挺进纵队，向新四军及抗日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进剿”。当年，在苏南、淮南、苏中和浙东等地，先后发生了一系列忠救军打击新四军的摩擦事件。

据《温州文史资料·第七辑》记载：1942年春，美国海军部情报署派遣梅乐斯上校到重庆与国民党军统局头目戴笠商谈中美合作事宜。1943年元旦，重庆国民政府外长宋子文正式向美国提议，成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同年4月15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中美两国正式签署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协定。主任为戴笠，副主任为梅乐斯。

▲胡晓亚/摄

翻开《忠义救国军浮沉录》，得以如下记载（以下4段内容均摘自该书，略有改动）：1943年5月的一天，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第一期开班典礼在皖南歙县雄村曹家老祠堂举行，戴笠为班主任。300多人合唱中美合作所《训练班之歌》：

革命的青年快准备，智信仁勇严都健全。
挽着现阶段的同盟，站在大时代的前面。
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要担负起民族的责任，要贯彻三民主义的实现。

刚毅沉着、整齐严肃，刻苦耐劳、牺牲奋斗,
筑起国家长城、争当民族先锋。

革命的青年快准备，智信仁勇严都健全......

1943年7月1日，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在重庆磁器口钟家山正式成立。从1943至1945年，美国海军约有3300名官兵和专家先后在中美合作所工作，开展特种技术培训，训练游击武装或者直接参与对日作战。

中美合作所自成立到结束，办过20多个训练班，其中有10个特种技术训练班分设在安徽、湖南、河南、贵州、江西、福建、浙江等地。为了“保存和培植实力，避免与敌人作战，布阵东南迎反攻”，忠救军在浙江于潜县方元镇设立了前进指挥所，还成立了淞沪、温台、鄞杭三个指挥部，马志超坐镇前进指挥部指挥，阮清源、郭履洲、鲍步超分别担任三个指挥部的指挥官。其中设在玉壶镇的温台指挥部，活动在浙东、浦东和崇明沿海地区，由忠救军参谋长郭履洲任指挥官，张惠芳任副指挥官，下辖一个特务大队、一个独立支队、一个水上大队和一个浦东行动总队。

忠救军温台指挥部成立后，郭履洲、张惠芳向马志超和梅乐斯提出筹办中美合作所训练班，在得到批准后，1944年7月在青田县油竹乡成立了第八训练班。同年8月迁至瑞安县玉壶镇，班主任由美军军官担任，赵世瑞、郭履洲先后任副主任，娄剑如任教育长。

▲胡晓亚/摄

我翻阅了刘耀东的《疚庼日记》（三），得以如下记载：1944年9月26日（农历8月10日），同盟军军官数十人自闽入浙，昨至景宁，云今晚可至南田，乡公所预备招待；10月2日，乡公所设招待席，同盟国军官又未到；10月3日（农历8月17日），美国军官军士凡60余人，七时许到达南田，政府派辑私处长赵世瑞充任沿途招待，亦随队至。灯火辉煌、鼓乐齐奏，来者皆尽欢悦。

《忠义救国军浮沉录》一书还记载了如下事实：玉壶中美合作所第八培训班一共办了四期，训练学员约3000人，其中有忠救军张惠芳部2000人，其余为当地中学生。训练项目为军事情报、爆破、密码、照相、化装和无线电通讯及美式武器的使用。学员结业后被编为第9、第10、第11三个教导团和一个特务四营。在美军教官指导下，训练班学员曾对日军的大场飞机场及停泊在黄浦江边的汽油船进行了袭击。

据多位村民回忆：中美合作所第八特种技术训练班的学员和官兵分散居住于玉壶本地的上村、底村、中村和外村。

▲俯瞰端廿八祠堂 胡晓亚/摄

▲端廿八祠堂门前石碑 蒋建中/摄

上村：中美合作所士兵宿舍集中在端廿八祠堂和庄三宗祠（现已拆建），边上的门前垟老屋、外新屋和外新屋祠堂（原玉壶老医院宿舍）也有士兵居住着。端廿八祠堂始建于清光绪十六年（1890），为二进木构建筑，坐西朝东，由门厅、前厢、正厅组成。端廿八祠堂和庄三宗祠距离很近。

▲胡氏庄三宗祠 胡晓亚/摄

现年90岁的胡克贞家住上村栋头棋盘，栋头棋盘与端廿八祠堂和庄三宗祠相距不过百米。当年他已经14岁了，可因为家里穷没有上学。端廿八祠堂里住有300多人，都是士兵，衣服是黄色的。学员的服装则是蓝色的。学员毕业后，如果成绩和表现特别好的，还可以升为官员。

士兵吃的是大锅饭，睡的是地铺。烧饭的锅很大，足有半人高，1米多宽。因为人多，所煮的饭多，所以“饭焦”也多，附近的孩子经常来讨，士兵看着这些可爱的孩子，也会把手中的“饭焦”递过来。胡克贞也曾到端廿八祠堂去要过 “饭焦”。士兵们每人一条被子，一支枪，睡在祠堂的地上。

▲端廿八纪念堂 胡晓亚/摄

▲端廿八祠堂前廊 胡晓亚/摄

那时候，士兵们点的是十字灯。据《文成县畲族志》记载：十字灯使用历史悠久，外壳为玻璃制成的，灯盘中间束腰便于手拿；盖与豁口由软皮制作，有通气孔；上套长身鼓腹状玻璃罩，用于避风及聚光。灯芯由全脱脂新棉花带子制成，点煤油则无烟。如点柴油，则有少量油烟和臭气。

士兵们外出，手上会提着一盏十字灯。开会时，十字灯则放在桌子上。会堂的墙壁上挂着一块黑板，一名美国军官（村民称之为番人）站在上面讲话，一名翻译站在边上。美国军官讲一句，翻译用普通话对下面的人说一句。有时，翻译也会在黑板上写下一些字。中国的军官们一排一排坐在地上，每个人的膝盖上都有一块小木板，便于记录重要的语句。胡克贞还很肯定地说，戴笠到过玉壶，还给学员上过课。老郭是主任（这与《忠义救国军浮沉录》里所描述的郭履洲任温台指挥部指挥官是切合的）。

因为人多，饭还是经常不够吃的。能参与打仗的都是年轻力壮的，饭量也好，因此许多人也会觉得肚子饿。有一次，一个士兵实在饿得不行，到胡克贞家里讨点吃的。胡克贞的父亲胡绍挺看对方可怜，捏了一个番薯团递过去。那名士兵接过以后，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上村外新屋一角 胡晓亚/摄

一天早晨，吕溪方向的一个农民挑着一担柴爿到了栋头旁山。因为柴爿有点重，农民就放下担子，走过栋头石板桥，到上村来问问是否有人要买柴爿。问好了买家，农民就沿着栋头石板桥往回走。正在巡逻的士兵看到了，大声叫喊着要他停下，但农民没听明白，反而急速地向前跑，快到栋头旁山时，枪声响了，农民倒了下来。当时训练班纪律严明，如果士兵逃跑，抓到后是要被枪毙的。后来美国军官说，当时以为那个农民是逃跑的士兵，巡逻的士兵才开枪的。

当时人员不够，训练班就派人去抓，泰顺、青田等地都有人被抓来当兵。但这些被抓过来的士兵却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很多人都想逃走。有一次，20多个士兵到上村村民家里借来了锄头、泥箕之类的农具，脱下军装，装扮成农民，沿着吕溪方向一路前行，居然也没有被发现。等到有人报告军官，再追过去时，已经来不及了。

不过，也有一些学员是动员过来的，如上村的胡绍祖、胡绍核等人都是自愿来当学员的。

▲外新屋祠堂（即玉壶老医院宿舍） 胡晓亚/摄

当年有三个泰顺人，都是十六七岁的样子。他们经常来胡克贞家里坐坐，说是被抓过来的，很想家，夜里都偷偷地哭。胡绍挺看了也很心酸。因为经常去山底背木头，熟悉玉壶至西坑一带的地形，胡绍挺就拿出一张纸，细细地在纸上标出玉壶至五铺岭、半岭、大壤、大壤岭、大峃岭、西坑、泰顺等地古道的路线，并告诉他们某个路段有什么特征，后来这三个士兵假扮成农民模样逃走了。

平时，部队的粮食都是从温州用竹筏运到营前，再由士兵挑回玉壶。士兵们身着军装，腿打绑带，从玉壶出发，沿着米笠岭、新亭、岭头垟、叶七岭、后山岭脚、木湾、上店、林坑口、瑞安东坑和营前，然后再一路往回挑。

部队去打战也是沿着米笠岭和叶七岭这条古道前往瑞安和温州等地。有一次，部队开出去了，打完战，却只有30多人回来，还把一台大炮拆了抬回来，就放在端廿八祠堂里。后来，那台大炮也不知去向了。

▲上村门前垟老屋 胡晓亚/摄

当年端廿八祠堂和庄三宗祠的边上都是菜园，都被平起来当操场，每天有士兵在操场上训练、跑步、跳跃等。后来，部队开走了，操场又恢复原状，边上也盖起了楼房，成了如今的样子。

以上内容皆为胡克贞告之。

▲底村上新屋 胡晓亚/摄

底村：底村上新屋是一座三进合院式木构建筑的老屋，建于清嘉庆年间（1796-1820），坐西南朝东北，第一进为门屋，已毁。前屋7间悬山顶建筑，室内明间做成鸳鸯厅结构，前后天井，东、西侧各为三间厢房，正屋为七间两层悬山顶建筑。这在当年的玉壶可谓是首屈一指，如今经过修整，大致原貌还在。老屋的门台口对面立着两块青石碑，一块刻有“玉壶中美合作所旧址”等字样，另一块刻有“玉壶中美合作所旧址说明”等字样。

▲底村上新屋道坦前的石碑 胡晓亚/摄

“第一进门台前设有岗哨，我们只能从后门进出。你看，我家门口有门。进来后，这里又有一扇门，把楼梯及楼上与一楼隔开，平时学员从外面进来就可以直接上二楼，而我们是住在楼下的厢房里。”现年80岁的胡克强说，他家住在上新屋，训练团学员入住时，胡克强只有4岁。当时这座四合院的正屋一二层都腾空给学员居住，原居民都住在厢房里。第三进房子的道坦上有两个天井，一个用于洗菜，另一个用于洗衣服。平时，有厨工在门台外烧饭。其中有一名厨工是青田人，名叫王绍林（谐音）。2013年，王绍林的儿子王伟斌带着家人找到了这里，说父亲很怀念以前的日子，特意来看看。门台外的空地成了一个大操场，置放着一个木马，学员们经常在这里练习跳木马。学员们从院子里起劲地往外跑，到了木马前面，双手按住木马，“腾”的一声跳了过去。从上新屋台阶往北走，就到了下方的平地，继续往北走，路边有一棵乌桕树（原玉壶税务所前面），学员们就在这里对着树练习打枪。

▲胡克强说，楼梯这里有一扇门，把楼梯和楼下隔开

胡晓亚/摄

“那时候，这帮学员年纪都不大，有的纯粹还是孩子，挺爱跟我们一起玩。有一次，几个士兵在‘付’第三进天井里的水，慢慢地，水越来越浅了。那时，我刚好跑出去玩。一个士兵看到我只围着一个肚兜，就抓起天井里的一条泥鳅，塞进了我的肚兜里。我吓得直跳，他们却哈哈大笑。那时候有一个周墩岭根垟人叫迪之（谐音），大家都称他迪之团长。平时，后畔山、直路、上新屋、上金垄、门台口、店楼墩等地村民都是吃三官亭四方井的水。有一次，两个士兵去三官亭水井挑水，趁人不注意竟然跳进井里嬉闹起来。这时，一个村民过来挑水，见到了此情景，就到上新屋来找迪之团长。迪之团长把那两个惹事的士兵狠狠地训了一顿，又找来一块木板，上面写着‘不许下水，团长迪之’等字样，然后把木板插在三官亭水井边上。从那以后，士兵再也不敢下井嬉闹了。另有一次，一个士兵在楼上闻到了我家饭菜的香味，就伏下身子，眼睛正对着楼板上的一个小孔。我母亲当时刚好掀开锅盖想要盛饭，这个士兵就把一些‘肮脏末’（玉壶话，指杂草、泥粉之类的东西）从小孔里塞下来，‘肮脏末’掉进了我家的锅里，我母亲当场就叫起来了。一个名叫郑阿柳的学员把这情况告诉了迪之团长。迪之团长了解情况以后，用鞭子抽打那个士兵以示惩罚，并说，不能打扰老百姓的生活。从那以后，士兵们再也没有恶作剧了。”胡克强说，许多年后，天井和后门水沟里的水被抽完以后，上新屋人找到了很多子弹壳。行文至此，补加一句话：迪之团长随部队离开玉壶后就到了上海，1949年，又随部队去了台湾。

胡克强还说，上世纪50年代初，上新屋人在二楼看到板壁上写着“值岗”字样，下面是姓名。后来，有几个自称为“政府工作人员”的人来了，用锯子锯下写着姓名的木板带走了，然后在空缺处镶嵌了新木板。“我们也想问问，那些被锯下的木板现在何处，能不能还给我们，再补回原处，恢复原貌。我当时还小，只记得有一天早上一起床，听到大人们在讨论训练班学员都离开了。那么多人走的时候没有一点声音，纪律是很严明的。后来我听到人们说，他们走的那一天是1945年7月18日。”

▲中美合作所教官宿舍所在地（即如今的玉壶粮管所）

胡晓亚/摄

中村：现年96岁的中村村民余式国说，其叔叔余昭威在中美合作所里当厨师，他就去当了烧火工。教官的宿舍在玉壶粮管所，住着10多名美国军官，说的是美国话。那是一座木质结构的老房子，为一余姓人家所有。当年，中美合作所训练班人员把门前垟的田地平了，当做操场，每天都有官兵在这里跑步、训练；东山岗则当做跑马场、篮球场和打靶场，竖起靶子，官兵在这里用驳壳枪打靶。打靶结束后，等官兵走了，余式国就跟着一群孩子去捡子弹壳。弹头和弹壳陷进地里，要用手或“草弯”（玉壶话，“弯”在这里念第三声，一种小小的锄头）去挖，挖出来拿回家，可以用来铸成酒壶和镬戳。中村村民余式尖是中美合作所士兵，曾跟随部队到瑞安东坑，后来在温州参加抗日战争。中美合作所医务室设在店桥尾水井坦胡克球洋房里，厨房在玉壶街尾旅意侨胞胡允迪的木房里（已拆建成新房）。

侨胞洪才虎告诉我：其母亲当年曾为美国教官洗衣服，忠救军部队离开玉壶时，把一个“笐盂”送给其母亲。那个“笐盂”很长很宽，长度足有1.5米，是美国军官用于冲澡的。

▲最前方房子为象岗寮（即玉壶镇小所在地）

图片翻拍自《文成地名志》

外村：据《温州文史资料.第七辑》记载：第八特种技术训练班本部先设在底村上新屋，后搬至外村象岗寮（即今玉壶区镇小和玉泉寺所在地）。外村村民告诉我，当时镇上到处是训练班官兵，哪里的房子能住人，士兵就住到哪里。外楼很多人家里都住着士兵。

▲玉泉寺 图片由玉泉寺提供

对于玉壶中美合作所的记载，刘耀东的《疚庼日记》一书还有如下几笔：1945年4月5日，赵世瑞来访，索去《括苍丛书》《南田山志》《石门题咏录》《先文成公年谱》；1945年6月6日，同盟军玉壶训练团副主任郭履洲来访，颇有书卷气；1945年6月3日（农历4月23日），闻敌人（日寇）前日进扰平阳坑，意图包围玉壶盟军训练团，以有防备退去。

据《忠义救国军浮沉录》记载（以下5段文字也来源于该书，略有改动）：1945年初春，玉壶中美合作所训练班士兵与学员前往上海作战。美军飞机轰炸上海时，其中有一架飞机被日军击落于浦东，两名美国飞行员被忠救军张惠芳部营救，并护送至舟山，平安脱险。

▲忠义救国军 网络图

1945年6月，国民党军在浙闽沿海地区发起反击作战。忠救军温台指挥部奉命配合国民党军第80师行动，一举收复了福州城。弃守福州的数千日军沿着海边公路向北逃窜。此时，驻守乐清白象镇的日军独立第89混成团在团长黎冈寿男的率领下南下接应。6月9日，两股日军终于在平阳会合，总计6000多人。日军稍事修整后向温州北逃窜。沿途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仅强拉的挑夫就超过日军人数，对于走不动的挑夫立即杀害，此时在玉壶的郭履洲接到情报后，义愤填膺：日寇如此残暴，岂能容忍？他左思右想，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来。玉壶在飞云江的上游，郭履洲对这一带地理环境十分熟悉。他根据日军北窜路线和行军速度。判断其将从飞云镇夜渡飞云江，进驻瑞安城。飞云江江面宽阔，渡船有限，日军有6000多人，外加装备一起渡江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要前后接应，等待渡江的人马要有休息场所。忠救军的前身就是军统，对于爆破，那可是“拿手好戏”。何不再上演一次？

于是，郭履洲立即挑选了一批善于游泳的突击队员，在爆破教官巫铭田的率领下，携带爆破器材，连夜潜渡飞云江。他们到达飞云镇后，挑选了房舍较多的碾米厂和炼油厂，作为伏击地点，埋设地雷和定时炸弹。在返回飞云江北岸时，又破坏了好几条渡船。当天夜里，大批日军果然进驻碾米厂和炼油厂休息。一切都是安静的，一切都没有任何异常。可是，“突然”来了。疲惫的日军刚刚进入梦乡，地雷和定时炸弹猛烈轰击......日军具体死伤多少人，我查不到资料。

▲活动在冀东的忠义救国军北方部队 网络图

随后，忠救军大举进攻，光复失地。6月16日，郭履洲调集忠救军第9、第10、第11三个教导营进攻温州城，守城日军于11日弃城而逃。忠救军随后继续北上，再下永嘉城。郭履洲通过关系，买通翻译官，悄悄地将定时炸弹埋设在日军大队部里，同时与教导第9营营长陶凤威、教导第10营营长吴松达、教导第11营营长洪竹荺约定，听到爆炸声后，立即分三路进攻永嘉城。傍晚时分，埋设在日军大队部里的炸弹引爆，攻城战斗开始，日军死伤惨重，弃城而逃。忠救军光复了永嘉县城，缴获了日军大批枪支弹药。

1945年8月11日晚，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下达停战令。在和平年代，“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这是很正常之事，以“挺进敌后抗日”为宗旨的忠义救国军，在抗战胜利后自然失去了存在的理由。1946年3月1日，交通部交通警察总局在南京正式成立，吉章简中将任局长，马志超、徐志道任副局长，下辖18个交通警察总队和1个直属大队。忠救军、别动队、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等武装组织，都被编进此队伍中。其中第18总队由中美合作所第6班、第7班、别动直属部队等合编而成，郭履洲任队长。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以重兵围攻中原解放区为开端，全面内战开始。交通警察部队随即陆续被投放到各个战场。在中南战场，1949年11月，交警第18总队在湖南先后被解放军第二、第四野战军歼灭。

请容许我再提起一件与中美合作所相关的事件：狮岩寨尾一处靠近路边的菜地里，山坎上镶嵌着一块墓碑，碑高60厘米，宽38厘米，正文直书7行，每行7至16字不等。碑文如下：浙江临海洋渡乡四保八甲五户人，现年二十四岁，卒于民国三十四（1945）年，国历八月四日，农历六月二十七午后二时。卢班长烈士之墓。落款为：军事委员会忠义救国军教导第十二营、别动队第三连立。我多方查找，都没有卢班长的历史记载。从字面上分析，卢班长是玉壶中美合作所军官，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牺牲的。附近的村民告诉我，其家人每年清明节都来这里祭奠卢班长，说卢班长在这里生活过，战斗过，就让他永远守护着这片土地吧。是的，卢班长永远活在玉壶人民的心里。

▲卢班长墓碑 胡晓亚/摄

在抗日方面，忠救军“人无分老幼，地无分南北，皆有抗战守土职责”，对日伪势力进行打击。日伪不甘心，开展了清乡运动。为此，忠救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另一方面，忠救军又积极反共，如在“西石桥战役”中，忠救军澄锡虞纵队向新四军第18旅发动进攻，最终以新四军大胜、忠救军大败载入史册。忠救军的结局也是暗淡的，最终在全面内战中被我军全部歼灭。

▲卢班长墓碑拓片 胡志林供图

时光荏苒，“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武则天走了，身后留下了一尊厚重无言、默默矗立的无字碑，任由后人说。那一片留白，使人记住了唐朝这位奇女子。对于忠救军，我们也只有一句话：功过是非，任人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