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想着，有那么一个晚霞映红天边的黄昏，吃过晚饭，肩上扛着一条长凳，慢悠悠地走到天妃宫，放下凳子，静静地看戏台上正在上演《红灯记》；总想着，有这么一个清风拂面的午后，挑着一担谷子到天妃宫戏台后方的碾米厂，里面依然传来“轰轰轰”的机器声；总想着，有那么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悠闲地踱着步子，来到天妃宫戏台前的广场上，只见边上停着一担担柴，有人吆喝着：“蓈萁一元15斤，快来买。”“柴爿一元12斤。”“松树枝（松树的叶子和枝干）一元13斤。”

一切的一切，都已在回忆中。那时候，天妃宫给我带来无限的快乐，是我们游玩的好去处。据《壶山今古》记载：天后宫又名天妃宫，坐落于玉壶镇中村闹市。清康熙丙申年（1716），天妃宫由下新屋始祖胡乾如航海遇难脱险归来(据传天妃娘娘常在海上抢救遇险渔民）所建，木结构，地平捣石灰坦，由正殿、闲间、天井、横轩、戏台和戏间等组成，总计约1000平方米。1912年，玉壶镇小办学创始人余钟麟在此办学30多年。上世纪30年代末，戏台被拆；上世纪50年代，天井两侧横轩被拆；1957年，由蒋步月首事，在宫前再建戏台，变宫前为人民广场，凡演出、集会均在此举行；1986年，老宫和广场建成今之天妃官综合市场；1987年，再建天后宫于大坟墩；1988年，天后宫迁建于上村垟大栋底。

根据以上记载，我童年时见过的天妃宫戏台为1957年所建。在我的记忆里，天妃宫戏台分上下两层，下层由几根柱子支撑着，用于存放稻杆、豇豆扦和蓈萁之类的东西；上层的戏台是用木板铺就的，东西两侧有木栅栏。那时我七八岁，在学校里同学们就会互通信息：今晚天妃宫做戏。回到家里，我和姐姐就催着母亲快点做饭。吃完饭，我们选了家里最轻的那张长凳，姐姐在前头，我在后头，两人蹲下来，把凳子扛在右肩上，走过门台、道坦、前坦，然后向天妃宫走去。天妃宫广场上的凳子可多了，我们就选稍偏一点的位置放下凳子。台上演的是什么内容，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看到有穿着戏服的人出来，头上带着凤冠，身上穿着戏袍，咿咿呀呀地唱着，我们就开心得不得了。有时前面的人站起来，我们就看不到了，于是站在凳子上拼命地踮起脚尖，伸长脖子，从人缝里往前看。偶尔看到边上有小孩骑到大人的脖子上看戏，我和姐姐都羡慕得不得了。因为父亲去外地了，母亲要照顾弟弟，还要管一家人的生活，她是从不会来看戏的，所以我没有坐在父亲肩膀上看戏的经历。

记得那时候天妃宫戏台经常演戏，有《红灯记》《梁山伯和祝英台》《碧玉簪》《红楼梦》《追鱼》等，有时候是县里的剧团过来演出的，有时候也有外地的剧团过来。每年正月初，天妃宫戏台一连十几天都有演戏，我们每天跑去看，一次也没落下。

看戏时，小伙伴们如果有吃的，也会分给我们一些。记忆中最深刻的一次是：住在我家隔壁的阿井叔叔递给我一个瓶子，说是糖精水。于是我拿起瓶子就喝，阿井叔叔一直说：“半口，每个人只有半口。”是的，就像鲁迅在《社戏》里所写的：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我也一样，一直到现在，我实在没喝过那夜似的糖精水——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

一次，我和姐姐抬着长凳经过道坦时，一位名叫教婆的妇人（妇人没姓名，老公叫阿教，因为辈分大，大家都叫她“教婆”）正坐在自家门台上，用玉壶方言问我们：“黄昏天妃宫做什么戏呀？”姐姐说：“《梁山伯和祝英台》。”教婆已有八十多岁，耳朵有点背。她反问：“啊，《两三百人挎灯台》？”然后转过身，自言自语：“两三百人挎灯台？哪有两三百人挎灯台？”我和姐姐笑得上气不接下气，一边走，一边念着：“《两三百人挎灯台》，《两三百人挎灯台》，黄昏天妃宫做戏，做《两三百人挎灯台》的戏。”到了天妃宫，我们把这件事告诉小伙伴们，大家一个个笑得前仰后翻。教婆是这样使我们开心，天妃宫也是这样令我们快乐。还有一次，教婆又问我晚上做什么戏？我告诉她是《红灯记》。她侧着耳朵大声问：“啊，《馄饨蒂》？”过了一会儿，又问我：“哪有做《馄饨蒂》的戏的？” 一群小伙伴“哄”的一声哈哈大笑，随即高声叫起来：“ 黄昏天妃宫做戏，做《馄饨蒂》的戏，《馄饨蒂》，《馄饨蒂》......”

如今每当见到天妃宫，我还会想起当年和姐姐一起，抬着一张长凳一路走一路笑的情景，还会想起站在长凳上踮着脚尖看戏的样子，还会想起教婆念着《两三百人挎灯台》和《馄饨蒂》的样子......

另据《壶山今古》记载：1929年，玉壶街一个名叫余式顺的文艺爱好者创办了少年京剧团天蟾舞台，经常在天妃宫戏台上演《黄龙反》《狸猫》《走麦城》《探阴山》《黄忠代箭》《周瑜归天》《夺印》《小放牛》等京剧，演员有30多名。文革期间，天妃宫戏台还上演过“样板戏”：1967年8月4日，首场预演在天妃宫戏台举行。当年8月6日，《沙家浜》在天妃宫戏台正式演出。演员由教师、干部、工人和农民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共计30多人。

天妃宫戏台，不知上演过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不知见证过多少代玉壶人的荣辱盛衰。那一场又一场不同的戏，那一个又一个不同的演员，那一群又一群不同的看客，都已深深地刻印在玉壶的内心深处，成了永恒的记忆。

碾米厂在戏台后方的矮屋里，玉壶人称之为天妃宫绞米厂（玉壶方言的碾米为绞米），在我童年的记忆里，这里每天尘土满屋，碾米师傅包着一块头巾，眉毛上挂着白白的灰尘。

当年，我家附近的碾米厂有三个，一是外楼的小宗祠碾米厂，一是天妃宫戏台后方的碾米厂，还有一个是玉壶华侨电影院下方约20米处水沟边的那个碾米厂。小宗祠碾米厂和水沟边碾米厂规模较小，一旦来人过多，就要等上好长时间。母亲大多选择戏台后方的碾米厂碾米。

丰收后的谷子都已经入了谷仓，如果要碾米，就要打开谷仓，用谷箧把谷子从谷仓里盛出来，倒在簟箩里，然后挑过去碾米。母亲虽然体健，但毕竟是女人，挑着半簟箩的谷子一路晃晃悠悠地往天妃宫赶，嘴里呼哧呼哧地直喘气。

到了戏台后方的碾米厂，人们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排队等候。过了一段时间，终于轮到我们了。师傅叫我母亲把谷子倒入机器入上方的一个斗里。接着，他把一个插手柄插入柴油机里，手用力地上下摇动，柴油机发出“铿铿铿”的声音，表示柴油机已经在工作了，柴油机就带动发电机，发电机和碾米机之间有两条皮带，皮带立即急速地转动起来。随着“轰轰轰”的响声，糠从机器的后方出来，米和一部分糠从前方的一个漏斗里出来。这样重复碾了三次左右，米就碾好了，然后拿到碾米机边上一个叫做风扦的机器上，把米和糠分离出来。

碾米厂除了碾米，也碾麦子。碾麦子也要碾3至4遍，等麦麸和面粉完全分离才结束。麦麸有点硬，不好吃，但因为家里缺粮食，母亲会把麦麸混在面粉里烙饼。手里拿着麦麸饼，我老是想：等我长大了，我就拼命赚钱，不给我的孩子吃麦麸饼，一定要吃面粉饼。

那时候，我很少吃到白米饭（弟弟比我小两岁，白米饭要让给他），只有过年过节时能吃上一二顿，平时吃的都是番薯丝，偶尔能拌上一点白米饭。记忆中，每次母亲去天妃宫碾米，我就很开心。因为刚碾了米，做第一顿饭时母亲会多放一些米，番薯丝拌饭就更好吃。可是到了第二天，又是番薯丝居多，米只有一点点。

天妃宫碾米厂虽然灰尘飞扬，但我们还是觉得很好玩。我们常常在满屋的灰尘和“轰轰轰”的巨大声响中玩捉迷藏游戏。大人忙着碾米，我们就在广场上到处逛，天妃宫有两条水沟，水流清澈。我们经常下到水沟里，洗洗脚，玩玩水，站在水沟里走来走去。记得在天河巷路口的水沟上面，我曾见过一块石碑，上面刻着“清同治”字样。后来，这块石碑不见了，有人说，天妃宫浇注水泥地时，石碑被压在地底下了；有人说，石碑被人抬走了。这块石碑刻的是什么内容？现在何处？没人能说得清。但我希望它还躺在某处，不久的将来，会出来与我们见面。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离童年越来越遥远了。但小时候那琐碎的回忆反而越来越清晰，也越亲切了。多少年后，当我拿着钱去买一袋袋雪白雪白的米时，脑子里依然会出现天妃宫那间低矮的碾米厂和满屋弥漫的灰尘，以及那位眉毛都挂着白色粉尘的碾米师傅。这记忆，穿过四十年的岁月，依然流向天妃宫这间矮屋，流向矮屋里的机器......

天妃宫广场是一大片空地，店桥街十字街口、店桥岭、水井坦、天妃宫路、玉壶华侨影剧院门前都有路直通这里。这里人流密集。因此，人们也喜欢在这里买卖或集会。

那时候已经有了玉壶华侨影剧院，但有时也会在天妃宫广场放露天电影。有一年，有村民在西江寨下野种西瓜，但经常被偷，后来就立了禁约。一连几天傍晚，有人拿着一个铜锣在玉壶本地一边敲，一边叫：如果有人偷西瓜，罚款40元。不久，果然有人偷西瓜被抓住了，于是被罚了款。一天下午，我们得知消息，这偷西瓜被罚的钱用于放电影，晚上可以看电影了。傍晚，我约上同学一起去天妃宫广场看电影。两条竹竿子搭建，一块白色的幕布，放映员架好机器，灯光一亮，我们就站在凳子上挥舞着小手，做出各种怪状，投映到幕布上。不一会儿，开始放《铁道游击队》的电影，那些战斗场面，激起了了我们极大的兴趣，一边看，一边问身边的大人：“这个是好人，还是坏人？”看完电影，小伙伴们一路唱着歌回家了。

除了放露天电影，广场还是卖柴买柴的场所。只要是晴天，这里的空地上就会停着一担担柴火，柴火前靠着一条串担，挑柴人站在前面，几乎每人手里都拿着一条毛巾擦汗。卖柴人以金山（金埠）、炭场、东樟、东溪、后山、岭头垟等地居多。柴火有蓈萁、树枝、柴爿等。1982年，父母去了外地，家里没柴火，于是我就到天妃宫广场买。第一次去买柴，我找了外楼老屋的一位阿婆一起去。到了天妃宫广场，那些卖柴的人就一直看着我们，希望我们能在他的柴火前面停下来。阿婆教我买柴的知识：金山人的柴比较好，所以在买柴前问一问对方是哪里人，然后把手伸进柴火的最中间部位，摸一摸，有没有湿柴，有没有泥和石块。如果有，不能当场叫出来，要默默地走开。如果是满意的，就要和对方谈价格。谈好价格，对方就会把柴挑到我家里。前往我家的路上，他们偶尔会告诉我：早上六点就起床，挑着柴，翻山越岭，涉水过桥，汗流浃背，希望早点卖了柴回家去，家里等着用钱。有一次，算账时，多了半斤柴，那位卖柴的阿姨不收我的钱，说是送给我，我当时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记得我买了最便宜的蓈萁是15.5斤/元，松树枝是13斤/元，柴爿是12斤/元。我也曾去米笠岭、荒唐山、朝青山和塔平割柴割草，但所割的柴草不如买的好烧，于是每个月我还是去买柴。随着经济的发展，柴火的价格也上涨了。到了1988年，蓈萁10斤/元，松树枝8斤/元，柴爿7斤/元。1989年，我外出求学，此后便很少去天妃宫买柴了。

天妃宫广场还有两个篮球架，平时一些社会团体的篮球赛在这里举行。有时，村与村之间也会在这里举行篮球赛。天空，篮球，年轻人，欢笑，这时的天妃宫广场满溢着欢乐，也充满了活力。

如今除了天妃宫路老屋，这里已很难再找到从前的痕迹了。张爱玲在《更衣记》里有这么一句话：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那一定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是的，回忆很美，天妃宫戏台下的广场给我带来无穷的快乐，那是年少时单纯的快乐，是那些卖柴人的善良给我带来的温暖。走了很多路，见了很多人，经历了很多事，但当年从天妃宫广场买回的柴火带给我的温暖和快乐，就像樟脑的香，甜甜的，稳稳的，一直温暖着我前方的路，我总也没有忘。

“戏如人生，人生如戏。”天妃宫戏台上演的是戏，戏台下柴米油盐的生活也是戏，而戏里戏外所说的皆是五味杂陈的人生。流年匆匆，我们都被岁月老去了容颜，而天妃宫也几经变迁，戏台没了，戏台下的碾米厂没了，那两条可以下去挑水、洗菜的水沟也在地底下了，广场由原来的卖柴、放露天电影，变成现在的卖衣服、卖水果了。踏上天妃宫这片土地，看着身边匆匆擦肩而过的行人，我努力找寻熟悉的脸孔，可发现大部分的笑脸是我没见过的。

总想着，有这么一个晚霞映红天边的黄昏，吃过晚饭，邀约一帮好友，肩上扛着一条长凳，慢悠悠地走到天妃宫，放下凳子，以最单纯的目光，以最深情的眷恋，安安静静地坐在长凳上看戏台上正在上演的《红灯记》；总想着，有那么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悠闲地踱着步子，来到天妃宫戏台下的广场上，看着一担担的柴火，与卖柴人再讨价还价一次，再听听他们叫我一声“囡”；总想着，玩累了，再跑到天妃宫广场的水沟边，撸起袖子，卷起裤管，下到水沟里，感受那澄澈的水与身体相拥的清凉感......